晚清至民国，在新的公共卫生话语中，苍蝇的形象由过去的“蝇头小事”变成了“国民公敌”。这一认知转变与当时的卫生启蒙密不可分。清末，多数国人对苍蝇传疫不以为意。北洋军阀时期，苍蝇不断被推到公众的面前，让民众理解细菌致病的原理和苍蝇传疫的危害，进而配合灭蝇运动的推进。

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国家全面介入公共卫生活动，苍蝇不仅是个人健康之害，更被视为整个民族之害，国人与苍蝇展开了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以灭蝇运动为代表的现代卫生启蒙从民间组织到政府主导，从针对知识群体到面向大众，从公共空间到家庭空间，经历了一个渐次递进和不断深化的传播与认知过程。

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

“蝇头小事”：西方防疫科学开始传入中国

古人对苍蝇的认识主要聚焦于其扰人与逐臭的本性。苍蝇因聒噪不堪、喜近污秽而令人生厌。宋代欧阳修在《憎苍蝇赋》中描写苍蝇“寻头扑面，入袖穿裳”，将苍蝇聒噪扰人的形象描绘尽致。此外，苍蝇也因追腥逐臭而被视为“肮脏”，遭到驱赶。

古人曾对入座的青蝇以扇驱之，亦有将不死草“置盘筵中”来驱蝇的记载。不过总体来说，在“科学”进入社会生活之前的千百年中，人与蝇长期共存，大体上相安无事。周作人曾在《蝇》一文中忆及儿时捉蝇的趣事，他便认为“传说里的苍蝇，即使不是特殊良善，总之决不比别的禽虫更为卑恶”。

古人的

国人对苍蝇的这种认知随着现代卫生观念的传入而日渐受到挑战。现代“卫生”发轫于西方实验科学，尤其奠基于微生物与疫病知识之上。作为“舶来品”的细菌理论与卫生观念在中国本土传播得并不顺利，不仅为固守风习、尚未开化的底层民众所抵触，而且引起长期浸染于传统医疗文化之中的医师、士绅群体的质疑。

针对传染病肆虐的因由，中西医学呈现迥然有别的两套理论体系，在这两种体系中，苍蝇的角色完全不同，进而衍生出两种不同的疾病观念和对苍蝇的认知。与西医借助科学实验得出结论的方式不同，传统中医对苍蝇与疫疾关系的认识主要基于经验观察。

中医

比如许多中医认为传染病是“秽气”或“疫气”所致。“疫病，是天地不正之异气，四时皆有，能传染于人。”乾隆年间，天津知名中医刘奎根据观察发现，苍蝇和传染病往往同时出现，那些疾病肆虐的村庄总会出现成百上千的苍蝇。他认为，因苍蝇喜脏，能嗅到人类无法闻到的秽气，苍蝇聚集的场所便表明有疫气、邪气或秽气。

对此，其他人也有类似见解。道光年间的《瘟疫汇编》记载：“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人人家，必有瘟疫而亡者。”晚清一些中医典籍甚至开始用“疫虫”、“尸虫”、“毒虫”等形容致病的微小生物。知名中医陈虬便将1894年的香港鼠疫归咎为“疫虫”所致。

陈虬

整体来说，传统中医理论中的“疫气”或“疫虫”与显微镜下的细菌尚有本质区别，没有认识到蝇虫乃传播疫疾的重要媒介这一原理。除“疫气”之外，传统医学还将天气的反常、饮食的混乱、作息的失序、内在的失衡视为导致疾患的重要因素。以清末流行的结核病为例，当时绝大多数中医认为，该病并非外在的物质因素所致，而是个体过度劳累，特别是心力上的过劳所致，防治的重点是静心休养。在这种综合多元、内外兼顾的病因阐释系统中，苍蝇之于传染病是较为边缘的因素。

西医则坚信“一病一源”，通过侦测病原体对症下药。就结核病而言，西医认为由结核杆菌引起，防治的核心在于阻止该种病菌传播，要做到环境清洁、不随地吐痰等。苍蝇作为传播结核菌的重要媒介，尤其受到关注，进而延伸出各种预防苍蝇近侧或污染食物的举措。随着清末时疫的流行，细菌学说较早在租界防疫的过程中逐渐传播开来。1902年夏，天津爆发霍乱，外国占领区力图通过防控细菌来应对疫情。在日本租界区，曾在德国马尔堡大学学习细菌学的都筑甚之助被委以重任，负责区域内的霍乱防治。

1902年霍乱时的外国医生

都筑检测了天津的水源和霍乱患者的粪便。他发现，从海河取的水样中存在霍乱病原体，证实海河是主要的传染源。他还通过实验证明苍蝇可以用其细小而毛绒的脚将人类粪便里的霍乱杆菌传播到没有保护的食物上。

此种归因传染病的方式充分体现出现代“卫生”的特色在于对“物质”性因素的科学认识。这个“物”尤其指肉眼看不到的病毒与细菌。基于这种认识，各国在租界内普遍采取了杀菌消毒、隔离检疫、清洁环境、驱灭蚊蝇、过滤饮用水等管理措施。值得一提的是，在华传教士群体在普及卫生知识方面也付出诸多努力，较早将苍蝇与疫病关系的知识传播开来。

当时的在华传教士

为了说服中国人改变“蝇不刺人以为蝇者无害于人类”的观点，基督教会主办的《通问报》多次宣传苍蝇之害，并对苍蝇传播疫疾的途径予以揭示：“霍乱等症之传染多因蝇落病人所泄污物上，后又飞集无病人家食物，遂使其病之微生物落于其中，随人之食而人其腹，其毒遂发为病症”，因此对蝇“不可不随时慎妨也”。

英国传教士孟合理还特别强调了两种有效传播卫生知识的途径：一是公开演讲，二是发行卫生读物。在此期间，传教士对西方细菌理论已经做了初步的引入与诠释。在卫生“东渐”的背景下，一些城市陆续建立了卫生行政机构。卫生警察制度开始推行，其职责包括防疫、监督、隔离、种痘等。

当时上海的卫生警察

京师卫生警察工作的重点便是检查道路是否清洁、污秽是否清理、食品是否有苍蝇集结等。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驱蝇防蝇对于公共卫生的重要性，驱蝇“虽属琐屑之事，于卫生为最近”。然而，民间社会尚未接受现代卫生科学，特别是底层民众懵懂迷信、固守风习，不知清洁环境、驱蝇防疫的重要性。

瘟疫爆发时，在慌乱无助之中，人们多诉诸鬼神迷信。1909年秋，湖南常德发生瘟疫，民众“每乞灵于某县城隍出銮，某乡天符收灾，而不知疏通沟渠、洁净饮食，以治病源，殊可哀已”。民众在医学智识上的不觉醒严重阻碍了政府的卫生行政工作。

清朝时期的瘟疫

1902年，江苏常镇道观察大力提倡卫生防疫，严令清洁街衢，但屡屡推行不畅，民众皆“视若具文，绝不加意，惟相率延请僧道希冀禳疫，疫乃有加无已”。毫无疑问，这些搭台演戏、祈求鬼神的活动，不仅于病无补，反而加速了疫情的扩散。

清末，“现代卫生”的传入对国人传统的疾病观念造成很大冲击，特别是细菌理论使“环境一虫媒一疾病”之间产生了密切关联性，苍蝇因其极强的吸附、转移、传播病菌的能力而受到关注。不过，鉴于当时存在着中西两种明显不同的疾病解释系统和归因方式，知识精英对苍蝇与疫病的联系并未形成清晰的认知，遑论普通民众，苍蝇依然是“渺然小物”，驱蝇依然是“蝇头小事”。事实上，对现代卫生知识的认知与接纳存在着上下阶层的异步性，这使得渐次普及宣传成为必要。

清末时的社会生活

苍蝇传疫：北洋政府时期的蝇害宣传与卫生运动

北京政府时期，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卫生行政机构，由于军阀混战，这些机构所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民间团体在现代卫生知识普及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通过“放大”蝇体、夸大蝇害、丑化苍蝇等方式进行卫生宣传，发起灭蝇运动，使苍蝇传疫学说在民间传播起来。

这一时期的卫生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2—1920年前后，由传教士主导，侧重对知识阶层的卫生启蒙；第二阶段为1921—1927年前后，本土民间团体逐渐壮大，转向对普通大众的卫生动员。

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

民国初期，各地疫疾频仍。《吴虞日记》记载，1915年，蜀中病痢盛行，死者甚众，当地医学传教士将之归咎为“蚊子、苍蝇之毒传染成疟痢故也”，但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并未意识到虫媒传疫的危害。以博医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团体在卫生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医学传教活动迎合了中国社会对现代卫生的迫切需求，得到了城市管理者的大力支持。

时人卫生意识的匮乏从其对待苍蝇的态度上就可见一斑。即便苍蝇传疫学说出现以后，许多知识界人士依然将信将疑或心不在焉，以致有报文指出：“吾人竟乐于优游不稍介意亦大惑矣。”至于其中原因，有人强调“吾人于蝇大都习见而不之怪，是未明蝇类之患”。自然，“未明蝇患”的背后是对细菌知识的无知与不解。

当时苍蝇蚊虫马天飞

一些知识分子对苍蝇的暧昧态度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依然存在。当然，对部分知识界人士的“缓知缓觉”，不宜简单归咎为无知和保守。要知道西方人对微观世界的认知，从启蒙时代的理论架构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实验观察，亦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历史。细菌理论和现代卫生知识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步消化、逐级递进的过程。

基于此，传教士在民初卫生宣传过程中更侧重一种上层路线，即先影响知识阶层，然后再通过他们启蒙普通民众。鉴于中国多数民众都未受过教育，美国传教士毕德辉认为，卫生宣传应针对上层人士，如学者、官员、商人等，说服他们参与卫生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因为这些精英人物有着极强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

当时的博医会

博医会在北京开展的公共卫生活动先后得到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支持，在广东则受到省长朱庆澜的热情欢迎。他们的支持都为卫生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毕德辉仅在1915—1916年间便到访过近30个城市，举办了9次公共卫生活动，召开了248次集会，演讲139次，指导志愿者开展演讲109次，听众累积达12．8万人。

蝇害宣传作为公共卫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遵循了由西入东、由上及下的启蒙路径。西方人对细菌理论的广泛接受是建立在无数次微生物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之上，而将这些实验结论直接“嫁接”于经验主义的东方土壤，则面临根系不固而难以开花结果的困境。

细菌

当时，大部分国人并不知“细菌”是什么，也难以真正理解细菌与传染病的关系。在这一阶段的卫生启蒙中，苍蝇成为启发人们认识肉眼不可见的细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宣讲者借助显微镜、幻灯片、图画等将苍蝇放大审视，力求模拟还原西方实证观察、认知微生物的大体过程。

引导人们观察“放大”的蝇体实则是通过科普促使国人普遍接受细菌理论和苍蝇传疫的原理。卫生宣讲者每次组织活动都会“携带各种图表、仪器、电戏、影片、幻灯前往，以供众览”。洛氏基金会驻华代表祁天锡将从美国带来的苍蝇幻灯片在苏州各学校播放。归国留学生群体及本土人士也通过宣讲、办报等方式向国人传播现代卫生理念。

民国时期的电影放映

这些生动、直观的图文意在启蒙读者，苍蝇“与我们的性命有绝大的关系，而人皆漠然视之，并不注意，真是大误”。通过蝇体的放大展示，观众与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到苍蝇的身体结构及特性，苍蝇因作为四处飞动的病菌携带者而越来越引起警惕，如此，“苍蝇一病菌一疾病”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晰起来。

以上层路线为主导的卫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使“中国各界知识阶级表示了日益增长的兴趣”，人们对苍蝇与疾病关系的认识亦在放大蝇体、呈现蝇害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深。这些活动“布下了卫生的种子”，并以星火燎原之势渐次传播开来。

民国时的中国城市

需要强调的是，民国初期的医学传教之所以获得上流社会的支持和知识分子的积极配合，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管理者力图藉此改善卫生环境和治理水平，以抑制时疫传播，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则希望藉此促进民众卫生意识的觉醒，实现卫生救国、强国保种的目的。

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传教士开展卫生活动的动机开始受到广泛质疑。毕竟，他们仅将卫生活动作为布道的重要途径而非目的。博医会主席达文曾公开强调：“在开展这些有价值工作之时，亦不能忘记首要任务是传播福音。”中国的公共卫生倡导者逐渐意识到本土化努力的必要性，对“以民命攸关之重大卫生问题，国人皆漠视不关心”，“而必待他人之旁观者怜其疾苦起而代为之谋”的现状愈加不满。

中国卫生教育社袖章

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历史背景下，本土民间组织逐渐成为卫生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深感卫生事业“颇关重大，非由本国人士提倡，未足以收大效”。中华卫生教育会、中华慈幼协济会、青年会、卫生会以及各教育团体等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前期“审视蝇体”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卫生启蒙对苍蝇的形象进行了有目的的建构和演绎，为发动广泛的灭蝇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卫生启蒙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知识阶层，逐渐面向普通民众。随着本土卫生团体、医疗队伍的不断壮大，国人自主开展的卫生活动、创办的卫生读物也都持续增多，这为进一步推进现代卫生启蒙提供了条件。

民国时期的医书

这些科普读物虽然能够将卫生知识普及于知识分子，但对于粗识文字或大字不识的下层民众来讲却仍然有些力不从心。普通百姓经常以经验主义的论据来反讥卫生倡导者：“吾祖之时有蝇虫，吾父之时有蝇虫，至吾之身又有蝇虫，然皆高年矍铄，克享遐龄，未尝因之而短寿也。”

乡间更有各种流俗传说使人对苍蝇毫不在意。比如，地方社会有“苍蝇饭，饭苍蝇”的说法，认为苍蝇接触过的饭菜并不脏，甚至有乡民称，“夏天的饭有毒，必须经苍蝇落过，人吃了才无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普通民众开展卫生启蒙非常有必要。鉴于普通民众多将苍蝇视为渺然小物，毫不介意，适度夸大蝇害以提高民众的警惕性似乎是一种有效的宣传策略。

民国时的卫生宣传文章

有卫生宣传文章写道：“虽说苍蝇是很小的动物，但是他的害处，较森林中的猛虎还厉害的多，若说他是杀人的凶犯，也无不可。”有人指出，“苍蝇的为害，真十百倍于兵和匪”；“人类传染病之孽媒，而动物中之最危险者也”。由此可以看出，在通俗化的宣传中，苍蝇已然成为最危险的戕害人类的“残暴杀手”。

这些夸大与类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宣传效果，目的是“为唤起群众灭蝇观念起见”，使不懂传疫原理的民众亦能警醒。为了动员人们进一步与蝇“开战”，积极参与各种灭蝇与卫生活动，各类报道还对苍蝇形象进行了丑化和建构，使其成为国人同仇敌忾的目标。

经过媒体的反复描摹，苍蝇俨然成为传播病菌的“小丑”、“恶魔”，让人不能不灭之而后快。这一时期的卫生宣传活动采取了各种浅近易解、贴近大众的传播方式。通过报刊、讲演、展览、小册子、标语、月份牌等路径，运用民间小曲、歌谣、漫画、通俗故事等文学形式，呈现防蝇、灭蝇的卫生知识，启迪民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通过大力宣传，原来被视为“渺然小物”的苍蝇被描述成致人死命的“庞然大物”，蝇害不断被演绎夸大，相关宣传报道最终成为一篇篇“讨蝇檄文”。既然这个“跳梁小丑”阴险狠毒、工于伎俩、危害至深，这便为“灭蝇之战”提供了道义上的正当性。

民国时在小学进行灭蝇宣传

特别是对苍蝇的声讨挞伐因加入了道德伦理和情感价值的评判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在通俗化宣传之外，具有广泛参与性的灭蝇卫生运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城市社会团体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1920年6月，上海青年会童子部开展卫生运动，举行游行，军乐前导，后面各色大旗书写“苍蝇传毒，妨害生命”等字样，展示多只放大的苍蝇模型，分发传单，“虽天雨进行如故”。1922年，天津西讲演所组织义务捕蝇队，前后8次灭蝇三百余万，活动结束时开表彰大会。

当时北京的公共卫生事务所

在这些活动中，灭蝇不仅是重要的宣传口号，也是引导、动员、组织民众参与卫生实践的重要形式。为吸引更多民众参与灭蝇，运动组织者采取了各种激励举措，比如收买苍蝇、以蝇换券等。1922年，浙江嘉兴卫生会在夏季收买苍蝇，每两四百文，民众热情高涨，“一时捕蝇器销路为之大畅”。1924年，无锡通俗教育馆收买苍蝇，“一头换游览券一张，三头换卫生小丛书一册，十头换蝇拍一枚，三十头换五彩卫生图一张”。

这些物质奖励大大提升了民众灭蝇的积极性，对底层大众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不过，也难免有形式盖过目的之嫌，收买活蝇以及为获得奖励而捉蝇似乎与现代卫生的真意有所偏离。

综上所述，在20世纪10、20年代，藉由对苍蝇传疫的卫生宣传，“灭蝇已经被视作改善卫生状况和预防疾病的一项重要举措”，由针对知识阶层到面向普通民众，体现出卫生启蒙的阶段性与渐进性。毕竟，要以现代卫生知识来改变积习数千年之久的传统认知与生活习惯绝非易事。

民国时期上海的蚊香

通俗化的宣传和运动式的动员适应了普通民众的认知水平，使人们对苍蝇传疫有了直观认知，并积极参与灭蝇。国人与可见之苍蝇的“作战”实则是与不可见之细菌的一场较量，普通民众虽则对细菌理论一知半解，但对于被“敌对化”的苍蝇却能奋起剿灭，这与各民间团体深入的宣传与动员有很大关系。这一过程也见证了国人力求将“外来科学知识本土化的种种努力。

“国民公敌”：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的灭蝇运动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进一步强化卫生行政能力，卫生事业呈现新的气象，灭蝇运动经由国家倡导而得以大范围、高效率地开展起来。运动之所以被提升至国家的高度，是因为卫生启蒙不仅使民众更好地与政府合作，以顺利地实施监察、接种、检疫隔离等措施，还可有效抵制东方主义话语下的“中国人约翰”的形象，展现一个新生民族国家的风貌。

当时的社会生活

这一时期的卫生启蒙更加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民族卫生”与“大众卫生”的提出使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融入“卫生共同体”的话语表述之中。当时，著名卫生专家金子直认为“民族卫生”意义重大：“一为防止人口之减退，助长人口之增殖”，“二为排除淘汰心身低格者，而保存优种良种”。

当时有人估算，因为“不解公共卫生为何物，遂致每年枉死六百万人”。实际上，大部分传染病“可因取缔饮水及食物并灭除苍蝇与提倡个人卫生而减少至半数”。与“民族卫生”重视整体之生存壮大不同，“大众卫生”更强调个体之卫生职责。

北京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杂志《大众卫生》强调：“所谓大众卫生是没有阶级的，就是要人人都知道卫生的真义。社会上各色人等，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不分贵贱”，都应“躬行实践”，“能有维护与赞助公共卫生事业之观念与热心”。

当时的社会生活

无论如何，作为个体之国民与作为整体之国家在现代卫生的语境下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公共卫生已然成为塑造新国民、规范新生活、展现民族新形象的重要取径。作为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灭蝇活动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其本身已成为政府主导下的独立卫生运动，形成了成熟的活动纲领、组织程序、实施办法和考核机制。

1929年3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发布了《灭蝇办法》，对灭蝇工作的方方面面做出具体规定。1935年5—9月间，南京共组织了12．4万余次灭蝇活动。每当活动临近结束，各城市卫生部门会实地巡察，考核灭蝇工作的勤惰情况，举办总结奖励会。

原国民政府卫生部

为保证灭蝇工作的顺利开展，各城市政府还设有专门的灭蝇经费。1931年，南京市卫生部门原定灭蝇经费七千元，政府核准六千元，后因洪水退后的卫生清洁工作紧急，需要“添雇夫役”，又增拨一千元。

在官方的大力倡导下，灭蝇已经成为季节性、常规性卫生工作，在有些城市甚至持续长达半年之久。同时，活动更加注重卫生规范，如禁止用手接触苍蝇，并经常用肥皂洗手等。为彻底将蝇虫驱离人类的生存空间，活动强调消灭蝇蛆与环境整治相结合，以实现标本兼治。

为了有效地剿灭蝇蛆，各地开始灭蝇的时间逐渐由过去的夏令提早至春季。大地回春之时被认为是遏制蝇虫繁殖的绝佳时机，此时灭杀母蝇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在南京，春季灭蝇工作主要是“扑灭蝇蛆”，“全市厕所、粪坑、粪缸及垃圾堆等，每星期洒百分之一五氰化钠或石灰末至少一次”。

当时的挑粪工

为配合灭蝇工作，政府还会施以各种环境治理的举措，如挑粪必须在清晨，粪船粪担不得在市内久留，粪缸粪坑必须遮蔽，马厩猪圈必须及时清理，住宅餐馆必须装备纱窗纱门，等等。

可见，政府主导下的灭蝇运动虽则致力于“彻底剿除残害人类健康的公敌”，但又并非仅限于“灭蝇”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综合治理和对城市秩序的重新建立在公共空间卫生治理加强的同时，现代卫生话语亦借助于灭蝇运动不断向家庭空间辐射和渗透，进而规范个人身体卫生。

当时的重庆街头

结语

清末至民国，卫生启蒙经历了由上及下、由公共空间到家庭空间的渐进传播过程。由不足挂齿的“蝇头小事”到令人痛恨的“国民公敌”，对苍蝇认知的变化体现着国人疾病认识、防疫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苍蝇传疫学说被广为接受之前，人们对苍蝇虽则厌恶但并不敌对，人与蝇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平共处”的。

此种“后知后觉”不仅仅因为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和生活上的困顿所致，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层原因。传教士群体的早期卫生宣传虽有引领之功，毕竟影响的是少数群体。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下，中国本土民间团体逐渐成为卫生启蒙的中坚力量，对西方医学知识进行了本土化、通俗化和常识化的普及，形塑了民众的卫生观念和卫生行为。

当时的西医

灭蝇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促生了一个“卫生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与蝇是交锋的双方，只有整个社会协力合作才能开辟健康的生存空间。故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灭蝇事宜被上升至国家高度，苍蝇从“渺然小物”变为“民族大害”。

小小飞蝇竟然引发全民“大动干戈”，甚至由政府统一部署、宣传与督战，的确是史无前例的社会现象。诚然，“人蝇大战”的背后是国人与细菌、疾病的抗争，是对民族生命体的捍卫。

蝇害是公共卫生问题的一个缩影，卫生防疫不仅关涉公众健康问题，而且影响社会之秩序、公共之财政、健康之兵源、民族之存亡，如此看来，国家的强力介入实属必要。卫生启蒙是近代中国无法绕过的一道重要命题，它是一个民族、国家融入现代文明，跻身世界之林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灭蝇队

可以说，灭蝇运动及其宣传教育活动不仅是卫生观念的启蒙，也是现代国民的形塑与民族现代性的缔造。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灭蝇运动对卫生改良的限度。一方面，虽则灭蝇运动波及全国，但并非均质铺陈，而是以点代面，在各省主要城市开展，乡间社会的卫生环境并未明显改变。

另一方面，尽管灭蝇已经成为政府与社会的惯例性工作，但有些方面依然流于形式，过分注重功利而忽视实际效果。更深入的爱国卫生运动，还有待着后来的有力展开。